先锋与冷静地书写：人道、批判及其他

——从深度现实主义看何基富诗歌审美特征

作者：木易

      凯尔泰斯·伊姆雷曾自巜船夫日记》中写道“写作，写作，只不过是为能忍受自己的生存，更重要的还是为自己的生存作证”。作为集中营幸存者，凯尔泰斯洞悉自己的悲观，选择冷静，保持独立。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不仅停留于灵与肉的“伤痕”控诉，还上升到社会文化、历史的反思层面。后来学者对凯尔泰斯写作进行了集中的研究阐述，将其定义为深度现实主义写作的标杆。深度现实主义强调“客观性”、“代表性”、“批判性”的美学原则，最初理论界是把深度现实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混为一谈的，这种模糊认识，直到九十年代才得到了有效的纠正，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二者有许多合谋之处，但是随着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发现二者是相互背离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导致许多文艺工作者仅以虚构的方式来呈现深度现实主义（这确实是一种写作方法），从而忽略了文学的客观性，缺少“在场”的写作经验，不具备佐证文学史的条件。在这一方面，诗人何基富很好的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践行诗学理论和规范的同时，深度现实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张弛并存，验证了他所要表达的诗学立场。

      事实上，随着1985年后现代主义思潮引入中国后，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发生了改变。从理论指向上看，后现代主义要从根本上动摇现代主义对世界确定性的信念，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图式里，没有了等级秩序和在场的优越地位，也没有了真实和虚构、过去和现在、重点和非重点的区别。在个人化写作、存在主义写作、解构主义写作等多种写作思潮的冲击下，我们从前赋予文学神圣的精神内涵正在消解，随着大众世俗文化的娱乐性、消闲性、现世性等因素渗入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学，纯文学正在雅俗的沟通中消淡，各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的碎片化并置和无序化共生；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与渎神的狂欢；价值立场、审美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分化，使文学逐渐偏离现实主义传统，但现实主义文学并未因此而终结，而是处于“边缘化”的隐性位置，若要使现实主义文学重返统摄地位或与其它写作方法并驾齐驱，必须要解决的重要前提是对其进行有效的历史清理和反思省察，而非简单的退回现实主义传统。在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已经反复涉及过此问题，甚至陈思和、王晓明等在《上海文论》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可能性，由此展开激烈的文学论争。

      在当代，现实主义写作不乏代表、名家迭出，若要选择在诗坛进行横向比较，何基富或许是最执着于现实主义写作的代表之一。他以特色鲜明的写实文体，在20世纪70年代便初现锋芒。1975年担任《四川青年杂志》副总编辑；随后出版个人诗歌集《天空有朵孤独的云》；出版合集《当代新诗实力诗人》、《中国当代诗坛名家代表作》、《新世纪诗歌领军人物范本》、《百年丰碑－中华儿女风采录》、《建党百年-文坛先锋作品珍藏版》等20余本，作品风格逐渐趋于成熟。何基富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深入社会文化、历史的反思层面，影射出社会内涵的庞杂性与丰富性，对人物的塑造和描摹、社会黑暗的讽刺与揭露、另类的社会视景都能够打破当下诗歌创作的尴尬处境。尤其是当下口语诗写作、下半身写作以及泛滥的政治抒情诗（区别于十七年政治抒情诗）横行，何基富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和稳定的写作姿态、清醒独立的写作立场，将“小我意识”置身于现实世界，宏观着眼，微观落笔，不以宣泄自我情绪为目的，而是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曲折多变的历史进行严肃客观的审视。这是何基富诗歌灵魂所在，也是其内心深层次的复现，更是当下“精神危机”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效仿的榜样，并重新审视的重要命题。何基富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在经过思想的提炼升华之后，在“世俗化”的文化语境下，思考着当下文化如何定位、如何摆脱“商业化”的趋势、如何摆脱在“经济化”冲击下中国文学精神贫血的现象以及文化泡沫扭曲现象，开掘出历史与时代的不同的缺憾之处，为诗歌介入现实和社会提供有力的视角与办法。

      纵观何基富的诗歌，我们发现其作品风格大都显得“平白铺叙”、“通俗简易”，其好用启示性、暗示性的语言来传递内在情感，在朴素明晰的形式结构中，浓缩深厚的体验。情绪随着所要描写的图示进行不规则运动，感情轨迹由“热”到“冷”，对社会弊端的真实反映和激情洋溢的抨击，开始变为对现实社会的冷静、客观的分析和解剖，刻画的重点由外部事件转入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个人情绪由急躁回归到平静、由繁杂回归到单纯。这里所指的平静单纯，并不是文字学上意义的语义所指，这不仅是诗人刻意制造的“冷抒情”的效果，也是诗人擅长利用简单意象塑造诗歌隐喻的必然结果，这也直接成就了何基富诗歌的“生命哲学”。可以说，何基富是集诗人、思想家于一身的，哲学与诗本同为一体。关于这一方面，何基富曾与我反复论述过，他说“一个好的诗人，首先要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何基富用独到的眼光对人生、世界进行彻底的审视，何基富的这种审视，实际上是在审视自我、审视民族、社会和知识分子的良心，并将这些经验诉诸于生命个体，从文化与人心的层面展示普罗大众的生存状态和心理轨迹，对客观现实作出平和之中藏有冷静的理性批判，对文学作品生产“世俗化”、作家艺术“工匠化”、审美趣味“庸俗化”、动乱年代的苦难历史、人性毁灭、理性沦丧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思与批判，显示出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恪守和张扬，透露出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理性关怀，显示出他作品中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诗人勇敢地剖析大众的迷失幻象、时代潮流，现实生活、历史积淀与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真实可感的意象，与社会、政治、历史对话，在冷峻、辛辣、犀利、劲捷的笔调中，隐含着探求生命、世界本原的诉求。

      作为一位现代主义诗人，何基富选取特殊视角，独立看待当下世界，诗人试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从民族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展开对政治现实的思考。他的思考是独到、真挚、有情地，其对商业语境下的生存现实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与描写。诗人并没有采用先锋文学的技术实验色彩，而是追求一种与生活同构的、简洁地、平和地叙事方式，所以作品充满着强烈的生活感和现实感，其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的意象融入作品，直面真诚人生，凸现底层世情，揭示社会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在艺术上表现出对无技巧境界的追求，试图把诗歌本色和生活本色呼应联系起来，努力在诗歌中消除主观叙述的痕迹，使诗歌文本呈现出生动的生活画面和生活情节，保留社会生活的底色，这些“平民化”、“日常化”、“通俗化”的诗歌，摒除了历史意蕴的繁琐沉重。何基富是诗人，但他却更能以一个思想家的姿态，运用理性的思维方式，表达着对人生、人性、历史和虚无等古老哲学主题的理解和思考，诗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对普罗大众经验的理解和审视、自身知识的积累与思想观念的冲击，这三种体验共同构成了诗人创造性活动的基础。何基富正是通过这些创造活动，阐述诗歌的内蕴、表达社会的本质、探讨人性、虚无、死亡等哲学命题，以期完成“自我”的超越。在《休说盛唐》、《“愤青”，新世界的拓荒者》、《请敬畏“抱怨”和“不满”》、《“蒲松龄讲习班”夭折梦中》、《你，你有什么？》、《恐怖啊，“龙卷风”》等等，均有很好的验证，在这些诗歌作品中，他尤为关注生命问题、生存困境、存在意义等哲性命题，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个体生命的情感价值都在他的诗歌中合而为一，这些诗作都是他特有的人生经历所沉淀下来的产物。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何基富极为尊崇个人体验和自由想象，以纯粹的个人话语包涵对现实人生的体验和个体感受，具有非凡的想象洞察和深刻的哲学意味。

      何基富诗歌创作融入了对人生、人性、社会的思考，这也是被读者所认同接纳并产生共鸣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阅读何基富的诗歌，会被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人所吸引，这是作者完成生命救赎的重要途径，也是读者阅读审美不断提升的重要方法。何基富不断的思考人生、人性、社会的意义，以期达到“自我认识”的目的。他的“自我认识”的过程是由各种对话组成的，传统化的内心独白被他舍弃了，诗人在对话中向其假设者或社会人对话甚至进行良性的论争，在这个过程中表达诗人对于人生、人性、社会等哲学母题的思考。巴赫金著名的对话诗学理论即有类似的观点，其认为只有我与他人的相互存在中的关系中，世界及其价值才会展现出来，单个我无法衡量外在世界价值的大与小，甚至对外在世界的意识和看法也无法产生。这个观点所表达就是注重与他人的关系，可以引申到与他人的对话，何基富的诗歌实践恰好符合这个观点。他在一次与我对话中也提到这个观点，对话其实就是一个永恒的神话，它有别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性别，理解它、运用它，就可以理解今天和未来的诗歌。在这一方面，何基富的诗艺是非常纯熟的。并且经常在其作品里设置许多人物，比如“父亲”、“母亲”、“二哥”、“女儿”等，具体作品表现为《父亲节祭父亲》、《母亲拔牙，肉跳心惊》、《难忘二哥那份情》等，这些人物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都是何基富对人思考的重要载体，这些人物本身除了带有诗人的感情寄托，还折射出其强烈的哲性意味。通过这种方式，何基富在对人思考的过程中，不断地加深“自我认识”，以寻求精神上的圆满。在《父亲节祭父亲》、《母亲拔牙，肉跳心惊》、《难忘二哥那份情》等作品中，都是何基富在各种对话中与某个他者进行交流，表达了对生命、世界的本原、生存意义的思考和理解。对这一切问题的追问，与对谈者的讨论，可能并没有客观、具体的答案，但通过这个过程，诗人可以不断地接近这些问题的本质。他把生命、世界转换成他者，将他们作为人物意象放置在诗歌世界中，这样可以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正是由于这些人物的“在场”，使何基富诗歌具有对话性，也使得诗歌的抒情主体具有浓厚的哲思，从而使诗歌更具哲性意味。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诗的源泉在于生命”，他认为诗歌的创作只本着我们内心的冲动，强调的就是诗从生命中涌动奔流，而不是由苦吟得来。而何基富诗歌就是其生命的展示、自然的流露，用“生命诗学”来看待何基富诗歌，可以看出其作为诗人自我生命机能的诗思、诗形与诗艺。不难发现何基富的诗歌间闪耀着率真质朴的“通俗”之美。这种原生态给人带来的美是独特的、是特殊的，让人感到无限的情感张力，其诗歌就是从语言、从思想中所抽象出来的个体经验，是对客观世界浓缩、深刻的表达。在何基富的诗歌世界中，底层生活与人能够构成一种“诗性关联”，这种“诗性关联”是美的、天然的、自发的、无意识的，他并不能依靠后天习得，或许说这就是一种天赋，他给诗的美感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当下不少读者认为诗歌应该描写“浪漫”、描写“阳春白雪”，其实底层生活所具备的诗意也可以是“浪漫”的、震撼人心的，“审丑”的过程也是一个审美的过程、一个探求真善美的过程。何基富诗歌“审丑”化并不仅仅是佐证伦理道德的重要依据，还是依其本身美的特质而独立存在的，他诗歌的“审丑”特征里包含深度的内涵之美，诗思中所蕴藏的原生态的“粗粝”之美、语言意识与创作手法上的诗艺之美，是一种审美反价值的基本形态。在他的作品中，丑可以反衬美、突出崇高，可以包含美、包容崇高，也可以转化美、变为崇高。何基富诗歌中运用了大量的“丑”的意象，以丑的典型让我们感受到强烈的反价值力量与特殊的审美感受，这种另类的审美感受，在当代诗坛是少有的，甚至说是稀缺的。由于何基富亲历了当下生活和现实人生存在的疼痛、怪诞与慌乱，常常在其诗中充满着强烈的主体色彩，并且控诉中常常包含许多如小三、龙卷风、贪官、老鼠、大粪等丑的意象，所有这些内心情绪的表达是贴近现实的，是具有警示意义的，是符合诗歌的社会功能的，何基富诗歌正是借助“丑”的意象、通俗的语言与情感，将丑恶还原，揭露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对丑恶进行批判与否定，因为丑，才显出何基富诗歌的个性与本质，才让我们深入体会其中的精神意蕴。从丑中感到强烈的张力刺激，从而培养出不俗的审美趣味。当年闻一多先生的一篇《死水》就将丑写到了极致。这正是应对当下社会现状，诗人使用自由、天然的人性精神才具有原始主义、裸性的魅力。何基富作为一位具有生命意识和使命意识的诗人，在“审丑”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积极的意义，因为它以一种严肃的人生态度直面人类当下的生存现实，它往往从社会历史、文化的高度来反思人类生存、命运与精神苦难，因而具有博大与超越的精神世界。诗人的这种“审丑”意识并不仅仅耽于个人寂寞、琐碎、荒诞的狭隘主观世界，而是包容了巨大的文化指向和历史意蕴，在诗人历史意识与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和相互促进之下产生的理性沉淀。

      何基富多数诗歌中近乎原生态风格的书写，将人民大众的本真的生活境遇和真实的生存体验展示于众，不仅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还有一种特殊的审美趣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也是何基富诗歌认同接纳程度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如诗句；“捆在火刑柱上的布鲁诺高喊/专制的烈焰可以烧死布鲁诺/千年地心说难挡日心说科学/布鲁诺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这种由于特殊的审美趣味所蕴含的张力，即来自于诗人内心毫不掩饰的、率性粗犷的语言，在这里，诗人没有借助任何修辞，情感却在词间自然地流露与倾泻，在“呐喊”中感受到前进的力量，呈现出的是极其“粗粝”、原始的语言与情感，并与诗文中与“黑暗”、“真理”、“黎明”相呼应，让人感到颤栗感。何基富诗歌就以这种率真质朴、原生态的通俗语言，横扫当代诗坛的不正之气，让人感到浩然正气与雄性的力量。当年金斯伯格也是以这样的感情裸露无遗的“嚎叫”震惊了美国文坛。何基富诗歌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极真实、原生态地展示出了大众的生活现状与心理状态，以朴实无华的文字讲述着当下的生活故事，具有原初、真实的生命气息和粗糙、质朴的形态，没有艺术上的雕琢和安排，比现实主义的叙述还要本分。这种叙述使他的诗歌充满一种真实的生存痛感，他以个体生命经验的方式切入了对于存在的哲学追问，回答了海德格尔的疾呼“诗人何为？”其诗歌从根本上超越了先锋诗人对于西方现代派理念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观念性吸收、认同和模仿，从而赋予了其主题以强烈的生命性和真实性，在艺术上给人带来一种真切的、率性而粗犷的艺术感染力。由于何基富的生长经历，他的诗歌散发着“平民意识”，其采取了一系列平民化写作方式去淡化诗中意象本身带有的情感特征。通过琐碎的日常事物挖掘自我的生命情怀，寓人生哲理于凡人小事的叙述之中，寓真善美于平凡琐碎的事件。诗人舍弃了对形而上价值的探究，转向对现实生存场景、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的展示，他普遍放弃了文学的深度模式建构，采用日常化的低调叙述，努力揭示更为深刻的生活本质。“平白铺叙”的诗歌隐喻让何基富的诗歌创作显得日常，平凡而不失诗意，回味真实，思考沉着。

      批评家和读者往往从道德层面对诗歌进行批评，而忽略了其诗歌的诗艺特色，忽略了其内心对自由、民主、平等的向往及对现代文明的思考，事实上，底层经验的表达与诗艺的追求两者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相互矛盾的。何基富大部分诗歌除了质朴、自然的特点外，还通过隐喻、夸张、反讽等写作策略，调侃黑色幽默，给人一种新鲜的美学感受，其将语言的游戏功能发挥到极致，种种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表明何基富的诗歌创作已经由较为典型的悲剧形态向着谐剧甚至喜剧的形态转化，某些诗歌已经具有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消解”和“反讽”特征。何基富并不是在刻意地创作艺术，而只是在城市、社会与经验中进行自我倾诉，达到“自我认识”的目的，但这分行的文字却不经意间地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诗歌意象，隐喻了时代的悲剧与独语，为这个失语的阶层展开了富有张力的言说。何基富诗歌向来都是心灵的艺术，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了真实的形象，并通过形象来表现作者的情绪体验，何基富诗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诗人用自己的心灵感知社会，用自己的眼睛打量人生，不拿捏、不抽象，在诗中闪现的完全是生活中的语词。一般来说，像“文化”、“历史”、“哲学”等这些宏大的语词，通常出现于主流作家的作品中，然而在何基富的大量诗歌中，经常出现“历史”、“社会”等词语，他把自己的身份转入到了历史的世界，把自己放在宏大复杂的历史中进行对话，何基富之所以这样，他不过就是想站在高远的视点和内在的层面，对底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做出更加深刻地思考与批判，同时，还有一种警示。诗人将“幸存者”与“历史”并置，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关注和同情，他力图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和爱，展现出了底层生存的历史学悖论，从而产生出明显的反讽效果。

      如若把何基富的诗歌及美学思想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其最接近鲁迅、王小波的文学艺术，在当代重拾鲁迅的对国民性的批判思想和“立人”的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社会意义，鲁迅通过文学，特别是小说、杂文对国民劣根性及传统文化根源进行彻底的批判，肃清封建宗法制度下遗留的劣质文化，根除愚昧民众心中的痼疾，可以说，国民性批判是鲁迅最重要的思想，这也是何基富诗歌创作较为重要的思想。读何基富的诗歌可以发现，其致力于对普罗大众气质性格中的消极因素加以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某个生命个体，而是有着同样弊病的大众群体，因而就具有启蒙思想的意义，何基富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他敢于正视现实，以一位社会活动家所特有的敏锐的艺术眼光观察生活，取材于生活的“真实”，毫不留情地把笔锋指向那些隐藏在一般的社会现象之下的虚伪、丑陋。艺术上，何基富诗歌中有着庞大的批判艺术美学体系，在其作品中，客观的现实是基础、生动的语言是血肉、尖刻的风格是骨骼，这也就造就了他的作品给人一种现实感极强的审美形态。何基富作为中国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以文学重塑当下的价值观念，对国人的精神心理进行反思，在民族、国家层面进行深刻的剖析，敦促国人保持清醒，冲破思想的束缚，获得精神的解放，真正拥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

      吉尔伯特·哈特说“如果你想了解任何时代，你不仅应该读这个时代的史诗与哲学著作，而且应该读读这一时代的喜剧与讽刺作品”。这种力量来自于对现实的洞察、对现象的归纳、对问题的提炼，以及思想的精准表达。《好想帮你，但我已风烛残年》、《妈妈，你不要走》、《妈妈，我不要》、《“水泥妹”礼赞》、《拾荒者之歌》、《街头擦鞋匠》等都是何基富讽刺的代表作，这些充满热情的“战歌”、充满深情的抒情诗、嬉笑怒骂的讽刺诗，虽然在艺术上是“粗糙”的，但其慷慨悲壮的风格、简洁冷峭的语言、战斗性、檄文性的鲜明特征，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当代诗坛的写作风格和环境。在何基富看来，讽刺之高明在其旨微而语婉、言约而意尽，不同于谴责和谩骂常有的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讽刺艺术的特质也决定了何基富的处境，它揭露恶相、紧扣现实，想他人不敢想，写他人不敢写，所以被一些读者觉得“非诗”、“通俗”，但是无论在现实生存还是艺术评价的层面，讽刺文学都难免受到压制，也正因如此，讽刺本身就是一种战斗。何基富不断地为讽刺正名，他的讽刺精神囊括广大，既包括对底层生存状态的关注、在此生存状态之下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当前底层所面对的苦难，既有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隐痛，也有人类社会自古就有的难以根除的病根。何基富诗歌能够立足于现实，以批判－反思－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秩序和人生规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再现底层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对这些苦难予以冷静的反思，继承并表现出了严肃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何基富的绝大多数诗歌都显示出消解神圣宏伟，立足现实反传统形而上的体验，作品中内含“反英雄反崇高”的趋势。这种原因在我看来，一是由于时代环境的改变，加上何基富特殊的成长环境、成长经验，使得何基富与当下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分歧，在解析作品、诗歌创作、文艺批评方面出现了差异；再者，由于何基富自身文化水平、知识积累等原因，更多接触的是前沿的诗学理论，多元化、个人化的观念对何基富影响很大，传统思想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不再成为诗歌的主体部分。“反英雄反崇高”的情感思想体现在何基富作品中，诗人利用诗歌隐喻产生的荒诞感、戏谑感、怪异感来瓦解人们正常认知经验，如作品《戏说孔子》，就是一首刻意解构“英雄主义”情感的经典诗作。在这首诗中，一向被赋予“英雄”语义特征的本体形象“孔子”不再是人们正常思维逻辑中的圣人，而是如同普通人一样，这就是何基富打破人们长久以来的认知经验，去刻意解构“英雄主义”情结的一种很有成效的隐喻方式。何基富诗歌隐喻的最大语言特征就在于：用含有平凡、普通，甚至荒谬意味的文字符号，去给光辉、伟大、神圣的文化符号进行重新梳理定位，剧烈的反差空间足以带给读者强大的瓦解力量。除了利用隐喻产生的荒诞感去刻意解构“英雄主义”情感的诗作，还有一种是用大众的认知经验瓦解普通大众司空见惯的认知框架，力图让“英雄”的意义范畴回归语言表面，不再额外附加过多的情感意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当诗人面对历史文化价值的存在时，他与别人表现出“热情”的情感特征有所不同，他选择了一种冷漠淡然的处理态度，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冷抒情”的叙事方式，这种冷静、淡定的处理方式使得像“英雄”、伟人”这样令人情绪高涨的比喻都丧失了自带的“高尚、神圣、热情”的情感语义特征。读者只有重新解读诗歌隐喻本体、喻体的语义特征，重新构建自我认知框架，抛去繁杂的、附加的非经典语义，将语义范畴缩减到只有经典义项存在的语义特征，才能真正体会到何基富诗歌的感情特征。

      作为一种异于传统诗歌的审美特征，何基富诗歌核心精神就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构与确认，揭示普罗大众自我分裂和价值困惑的事实，提示知识分子看清自身境况，调整生存姿态，重构理想自我。作品中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奥秘的探险，是何基富诗歌美学最为重要的元素。其诗歌在觉醒与叛逆、痛苦与庄严、失落与寻找、追悔与重建的氛围中试图构建一个新的诗学主题。总之，何基富诗歌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主义美学意义。文学审美绝不是漂浮的想象和虚构，对何基富诗歌的理解，必须要放在现实世界中来评判比较，他的写作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描写生活，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暴露性和震撼人心的悲剧性，之于当下来看，无论直面苦难还是批判现实都需要勇气，而何基富诗歌写真实的人，真实地写人，以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来批判社会弊端，使读者产生同情感、痛楚感，并产生对现实社会进行以严肃的思考，我想，这也是何基富诗歌在当代存在的最大功能和贡献。实际上，这种寄寓着人道关怀和道德良知的书写，正是读者对当代文学中现实精神的期待，同样也是何基富诗歌赖以生存和壮大的根基。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消费时代的到来，充斥文坛的“欲望化诗歌”写作、继续高蹈形而上精神追求的诗歌写作、日常口语写作，这类诗歌虽然也关注于日常着眼于当下，但更多是以日常的媚俗和无聊入诗并解构了诗歌传统技艺。可以说，它们都没有真正地介入现实。而何基富诗歌的出现，不仅具有一般底层诗作的审美意义，还具有超越性的特殊的审美价值，他沉默有力，重新找回了文学中迷失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贫苦大众充满了无限地悲悯情怀。当然，何基富诗歌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个别作品在语言上还比较浅显直白，在艺术上缺乏美感。我们不妨可以将何基富创作整体当做“一部优秀作品”，当作一部“史书”来看，让它远离时代的热烘烘的气息，远离市场经济的喧嚣，在一切热闹消散之后，将市场、敌人以及舆论的东西全部剥离，去寻求它最真、最美的价值，我想，那时，何基富的诗歌一定会闪烁出无可比拟的光芒！在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坛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

2021年4月14日作于古都金陵。

作者简介

         贾赛赛，男，笔名木易，诗人、文学评论家、中国诗歌网驻站诗人，现任传世图书策划出版中心主编、《读后感》杂志常务副主编，“神性主义”诗学创始人。

         作品收录至《诗刊》、《诗潮》等诗歌选本。先后主编《中国当代诗经十八家》、《当代诗坛名家代表作》（上下卷）、《中国新诗最具影响力八十家》、《华语知名诗人作家名录》、《大国传世诗人》（三卷）、《中国当代诗坛十佳杰出诗人》、《中国当代诗坛经典校本选读》、《新世纪诗歌领军人物范本》、《21世纪中国百位诗人典藏大系》、《中国当代传世诗文大辞典》等三十余部国家级诗歌选本。作品被翻译成英、日、法、韩等语言，2017年第五届中国影响力创新艺术人物奖得主，任中国好品牌上榜影响力艺术形象大使，著有个人诗歌集《不垢不净》、《太阳·七部书》，多部图书被香港华裔文化博物馆、台湾史铭图书馆、国家大使馆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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